《不平等的審判》

犯罪心理 嫌疑犯

 

你可以從一個人的臉看出他有犯罪嗎？

看看下面的這些人。哪一個人是因為強暴八歲女童而被判罪？哪一個是因為竊盜而被捕的走鋼絲表演者？又是哪一個因為殺羊而被判刑？

我們會盯著他們拱起的眉毛、彎曲的鼻樑、突出的耳朵看。我們會看著照片中人物的嘴唇：他們的嘴唇緊閉嗎？鎮靜嗎？還是害怕、生氣？這雙手的主人有戀童癖嗎？

我們停不下來。這些嫌犯的臉部照片裡有什麼東西揪住了我們，有一瞬間吸引了我們的目光，然後是再下一瞬間。

如果沒有仔細審視這些被告，我會覺得很難讀懂他們的犯罪。如果最近有一個嫌犯因為殘忍地殺害一位年輕醫師(在她家裡，而她的家離我們的街區不遠)而被逮捕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輸入他的名字，好讓我能夠看到他的臉。這好像很自然—損害發生的當下，這是一個必須的步驟：檢查一下他的輪廓，試圖釐清其中的意義。當我開始寫這本書時，我花了數小時鑽研紐西蘭在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O年之間拍攝的許多照片，這四張照片只是其中極小的一部分。

我不是唯一一個像磁鐵相吸一樣被這些影像吸引的人。還有許多書籍、畫展、政府資料庫和個人收藏、eBay 拍賣、CNN幻燈片和專屬的網站，都投入於蒐集嫌犯檔案中的臉部照片。它們到處都有：是我們最希望得到的，也是最不希望碰到的。

當然，它們之所以具有吸引力，其中一部分是出於人們的窺淫癖。網路上還有各種「性感的嫌犯臉部照片」、「哭泣的嫌犯臉部照片」和「嫌犯臉部紋面照片」的搭配，十分具有娛樂性—如果是名人、留著奇怪的髮型，或是親身經受了法律強大力量的人，甚至還有各自的頁面。我們可以直視他們的眼睛、把他們畫成埃及豔后的造型或是浮腫的樣子。但我想，這其中應該另有深意吧。

他們的臉—和身體—或許透露了犯罪的信號和原因。

當一件可怕的事情發生，我們會尋找事前的預警。而且我們希望找到這個損害的源頭：是什麼讓一個人對住家放火、從背後開槍殺了一個人，或是性侵一名兒童。

讓我們再看看這四位紐西蘭人。最左邊那位—法蘭克．馬斯特斯(Frank Masters)—是強暴犯。其他人犯的都只是財產上的輕罪，從左到右依序是約翰．鮑威爾(John Powell，他殺了羊後偷取屍體，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)、阿利克．埃文．麥格雷戈(Alick Evan McGregor，竊盜罪，一個月徒刑)以及走鋼絲的表演者威廉．約翰斯頓(William Johnston，竊盜罪，三個月徒刑)。馬斯特斯是連續性侵犯，在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八年之間，他至少有四次因為猥褻行為而被判刑—更具體來說，是「在年輕女性面前裸露性器官」。

雖然所有受到馬斯特斯罪行影響的人— 被害者和她的父母、陪審員、法官、威靈頓(Wellington)周圍的社區—很久以前就都不在了，但是這個兒童強暴案件卻仍然攪得我們不得安寧。這個人為什麼會變成馬斯特斯呢？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？我們焦急地想知道，卻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查出事實。

就算我們可以回到一八八九年十二月，和皇家大律師(Crown Prosecutor)互換身分，我們仍然不會知道當馬斯特斯犯下罪行的時候，他在想什麼。他真正的動機、他的狀態、他的衝動是什麼—它們一直到今天都還是跟當時一樣：被藏在一張留了鬍鬚、深色眼睛、禿頭的臉後面。

   

在法庭上，馬斯特斯解釋他糟糕的行為是出於一種強迫作用，但是呈現在法官和陪審員面前的證據卻很難解釋。在他第四次因為猥褻行為而受審的時候，馬斯特斯宣稱「當犯下這些罪行的時候，他好像不是自己的主人，而且在被逮捕之前，他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」。根據律師的建議，法院命令馬斯特斯「接受醫學鑑定，看他的精神是否正常」。不過，約翰斯頓(Johnston)醫師—監獄的醫官—「認為他的……神智正常，只是有一些下流的習慣」。

   

因此，雖然馬斯特斯請求法院「採取一些步驟防止他再做同樣的事」，但他還是在不久之後就被釋放了，而且很快地在外面強暴了一個孩子。

   

根據報紙的報導，馬斯特斯在宣判時進入了「異常而且恍惚的狀態，語帶哭音地說了至少二十五分鐘以上」。「(他說)他一定是瘋了—一個徹頭徹尾的瘋子—所以根本停不下來」。除了「建議應該把他的『手腳都綁起來』、關進瘋人院之外，他還提出一個可以有效防止他再度犯案的極端手法」。他也想要做好，「能夠結婚，正正當當地過日子，不要像現在這樣」，但是卻有什麼—他的本性、他的命運—一再為他的生活製造麻煩。轉述這場審判的記者認為馬斯特斯只是在演戲：「他無疑地只是在裝腔作勢。」不過法官就沒有這麼確定了：「他無法判斷囚犯的精神是否真的異常。」

   

在這個脈絡底下，很容易覺得有某些方法、實務和經驗法則可以掀出隱藏在背後的真相：行為的真實原因、有罪的證據，或是一個已經墮落的靈魂。本書一開始所提到的「神裁法」就是這樣的一種機制。它會讓內心的邪惡表露出來。一個異端者可能會說自己是無辜的，但是沉進水裡之後，真實就會顯露出來了。

   

當然，我們並不總是依靠精心設計的儀式來揭露犯罪。的確，歷史上大多時候我們都只是靠自己的眼睛。我們會直覺地覺得罪犯長什麼樣子、他們的姿勢和行為看起來像什麼樣子。我們其實每天都會用到這種直覺，例如我們必須決定拿到零錢時要不要數、有人插隊時要說什麼、回家的路上要什麼時候過馬路。當你看著這四位受到控告的紐西蘭人時，這些連結便在下意識裡主導了你的選擇。我們的確會看封面來評斷一本書—雖然可能很難明確地說我們到底在看什麼、為什麼它會連結到犯罪。我們會說：「他看起來就像個強暴犯」，好像這就足以說明一切了。

   

認為一個人的臉部特徵會透露出他的個性，這個想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以前，不過一直要到十九世紀，才發展出「觀相術」，並用它來理解犯罪。對於當時的人來說，那真是一個革命性的時刻，從此可以解開許多謎團，丟棄那些落伍的作法。它透露出的訊息是：世界是可以被歸類、被解讀的，而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可以改善社會。達爾文、愛迪生和達蓋爾(Daguerre)[譯註1]都告訴我們了。如果雀類的喙的弧度可以透露出牠偏愛特定種類的種子，為什麼一個人的鼻子有多挺，沒有辦法告訴我們他的內在動機是好還是壞呢？如果有人可以設計出一個機器，正確地比較每個人的鼻子，那麼，社會不就能為罪犯建立一個分類系統了嗎？消除犯罪看起來真的是可能的。

   

義大利都靈大學(University of Turin)的切薩雷．龍布羅梭(Cesare Lombroso)教授(他以前曾是佩薩羅(Pesaro)的精神病院院長)便是其中一個激動地喊出這個作法的人。龍布羅梭犯罪學理論的追隨者相信，用科學的方法可以識別出任何犯罪行為的根源。研究犯罪者的生理特徵是否和其他人不一樣，是他們特別有興趣的部分。

 

 

某一次重大犯罪的屍體解剖讓龍布羅梭有所頓悟。在那次解剖中，他對於眼前這些頭部的解剖結構(「殘暴成性的人」或是「粗笨大漢」的頭部結構)有多麼類似，感到十分驚訝：「當看到那個頭骨時，我似乎突然看透了罪犯的本質(如同在燃燒的天空下出現一片曠野)—原始人在繁衍下一代時，會把原始人性中凶猛的本性和內在的動物性複製給下一代。」現在擺在他面前桌上的，是對於犯罪這種禍患的解釋。在我們之中，那些似乎「只為自己、對於邪惡有著不能壓抑的渴望」的人、想要「毀滅生命」的人、在性方面敗壞的人，或是「因過分懶惰」而走向詐欺或是偷竊的人，在心理和生理上就是不同的。他們「生來就是犯罪者」—比較像動物，因為動物有這些行為很正常。如果要區別出這些「墮落的人」(他們天生就容易作一些犯法的行為)，只能夠靠他們身體上的不同來識別—龍布羅梭說他們「有烙印」，透露出他們處於一個未進化的、動物的狀態。這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—其他人早在幾世紀之前就在思考人和野獸之間的連結(如同上方的木刻畫的例子)，但是龍布羅梭精確地專注在這方面。他和他的追隨者開始仔細地確認和測量各種不同的身體特徵和比例—從是否有紋身到頭蓋骨的形狀—努力要讓犯罪可以按圖索驥。

   

只要拿面鏡子來，你就可以看看自己—而這也是龍布羅梭犯罪學理論的追隨者當時所作的。頭形尖嗎？下巴的線條分明嗎？鬍鬚只有一點點嗎？眉毛很淡嗎？這些都是犯罪者的特徵。

   

一連串出現的新科技，大大地幫助了龍布羅梭的研究計畫。有機器可以記錄一個人的腦容量和形狀；他的血壓；他的觸覺、嗅覺和視覺；他對於痛楚和溫度的敏感度；以及他說話的方式，還有其他許多事項。其中我最喜歡的發明，或許是路易士．弗里杰里奧(Louis Frigerio)的「測耳儀」(otometer)，這個儀器是用來測量耳朵的直徑，以及它與頭之間所夾的角度—弗里杰里奧認為在所有的器官中，耳朵是用來標示一個人是否墮落的最重要器官。弗里杰里奧認為罪犯和精神病患擁有比較平且大、從頭部突出來的耳朵，其道理在於大猩猩和其他「低等動物」都有類似的耳朵。

   

如果要記錄罪犯的身體狀況，以進行客觀的比較，最好用的工具莫過於照相機。雖然照下嫌犯的臉部照片，最初只是用來追蹤罪犯—警察機構彙集「犯案者的照片檔案」，是為了方便他們自己在已發現的罪犯身上作記號—但是對觀相術有興趣的人，則產生了更宏大的計畫。法蘭西斯．高爾頓(Francis Galton)—一位英國的改革者、查爾斯．達爾文的表弟—發明了一個方式：拍下數張不同罪犯的影像，把他們重疊在同一張相片裡。旅館的小偷會長什麼樣子呢？高爾頓找來六位被逮捕的旅館小偷，為他們照相，然後把六張照片組合成一個原型。可以想像，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某人當真把第三隻手伸向受害者的大衣之前，先認出他天生就是個扒手。新的黎明即將來臨：我們可以憑記號認出犯罪，而且知道他這麼做是基於獸性。我們也許可以減少犯罪—甚至可以完全消滅它。

   

但這是徒勞無功的。高爾頓、龍布羅梭等人的研究的正確性幾乎是零。還有更糟的，他們這些突發奇想的理論助長了種族主義的意識型態，而且被用來為優生學的運動辯護(優生學運動是要藉著控管特定人群的生育，來達到根除犯罪的目的)。

   

看起來我們離箝制的過去已經大有進步：畢竟我們解放了達豪(Dachau)集中營[譯註2]。我們領悟到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強制絕育是一個悲劇，也失敗了。對於那些仍然相信可以從一個人的身體推測出他的本質的人，我們也只會加以嘲笑。那些還這麼說的人—像是席維斯．史特龍(Sylvester Stallone)的母親賈姬(Jackie，一位頗有名氣的算命師，只要看一個人的臀部特徵就可以幫他算命)—也只淪為脫口秀的段子而已。

但所謂的進步大部分只是假象。雖然我們的確不再採信擺明的、公開的觀相術，但其實在私底下還是會看相，渾然不覺我們其實是在根據一個人的膚色、嘴唇太厚或是耳朵不對稱來評價他。這些評價沒有被指明出來，反而更具有殺傷力。龍布羅梭和高爾頓想要幫分類確立一個客觀、可以證偽的系統，所以專注在檢驗、測試和評價等與公眾相關的領域。而我們的法官則正好相反：十分地主觀，鮮少作仔細的觀察。

   

同樣有問題的是：當我們在考慮一個人為什麼會犯罪的時候，我們也會依賴一種只看外觀的「犯罪者臉部照片」的概念：我們會只專注在有如紙一般薄的、對於犯罪者的片面印象，而不去顧及周遭的狀況。一般來說，我們會認為一個人的行為來自於他的自由選擇—根據他固定的性格特徵、喜好和信念。當我們聽到一件令人髮指的事件—例如一件謀殺案—時，我們會立刻產生出一個虛擬的「犯罪者臉部照片」的概念：他一定是一個邪惡的人，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，寧可選擇漠視我們最重要的社會規範。我們不太會關注其他的偶然因素可能帶來的影響—像是他兒時可能暴露在含鉛的環境中，或是他在幫派中的同儕壓力—除非它們明顯到完全無法忽視(例如有人拿槍指著這位犯罪者的頭)。我們通常都會堅信自己心裡類似於「犯罪者照片」的簡單想像，這讓我們認為人的行為在不同情況下都是一樣的。一日為殺人犯，終身為殺人犯。

   

有時候這會是對的，不過通常不是—而且即使人們的行為真如我們所預測，也通常只是個巧合。我們用「犯罪者臉部照片」這個概念來解釋悲劇的事件，既扭曲也不公平。我們會認為大部分的罪犯彼此之間都獨立不相干，他們是理性的行為者，自己決定要追求一個貪婪、縱欲或是惡毒的結果。我們都低估了周圍的世界和我們大腦的運作動力—這兩者都意義重大，而且幾乎無法自行控制。我們又再次把注意力放在錯的事情上了。

   

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以大腦的軟組織為起點。

   

是什麼讓你可以讀懂這個句子中的每個字、理解它們的意思、記住前一段的內容、感覺到你拿在手裡的書頁或是閱讀裝置，並且決定繼續讀下一段？

   

答案就是神經元、突觸[譯註3]和神經傳遞介質。如果把這些電氣化學的相互作用都拿掉，結果就是我們將沒有想法、沒有情緒、沒有選擇、沒有行動。

就算是對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，這聽起來也不對勁。感覺起來，我們應該有某種像是「靈魂」的東西—獨立存在、有意義而且有理性—在指揮我們的行為。這個東西怎麼可能只是產生神經衝動、觸發並傳輸化學信號的神經元呢？這應該不太可能，甚至是完全不可能。但這就是事實。

   

沒有什麼惡靈命令馬斯特斯強暴一個八歲的女童，他有這個行為，原因在於他腦袋裡的一團三磅重的細胞。要理解犯罪行為，其中一個有效的出發點，便是考慮像馬斯特斯這樣的罪犯，他的大腦是否和「正常人」的大腦相異。

   

即使回到馬斯特斯的時代，在當時對這件事提出的各種解釋中，也有一個說法提到大腦的特定區域可能與某些特定的行為有關。或許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二十五歲的費尼斯．蓋吉(Phineas P. Gage)—他是興建佛蒙特州的拉特蘭(Rutland)與伯靈頓(Burlington)之間的鐵路的工頭。

   

蓋吉的出名，要追溯到一八四八年的某一天—那是個既悲劇又奇蹟的一天。在那天，蓋吉用一根金屬棒在石頭中放置要引爆的火藥。他的行為(以我們今天謹慎的眼光來看，或許不能說完全意外地)觸發了一次突然的爆炸，十三磅的鐵片直接貫穿他的左臉頰，再從他的頭頂飛出來。

   

雖然前額葉皮質和大腦的其他區塊受到重傷，蓋吉卻奇蹟般地活了下來，而且大部分的身體機能和智力都保留下來。但是他的朋友也立刻注意到：蓋吉「已經不是蓋吉了」。他在意外發生之前是個謙恭有禮、討人喜歡而且盡職的人，但是在意外發生之後，卻變得懶惰、粗魯，而且容易發脾氣。大腦的某些特定部位受傷，似乎也改變了他的行為中某些特定的面向。

   

不過沒有證據顯示蓋吉曾經有犯罪行為，所以與馬斯特斯比較相關的例子，或許應該算是《神經病學文獻》(Archives of Neurology)裡報導的另一個例子—這發生在蓋吉受傷的一五O年之後。的確，有許多事件好像都在回應關於馬斯特斯的報告。

   

在二OOO年，一位已婚的四十歲維吉尼亞州學校教師歐夫特(Oft)先生—他之前從來沒有過異常的性衝動—突然開始蒐集兒童的色情圖片，並且，在不久之後還想要對處在前青春期的繼女作一些猥褻的行為。因為是初犯，所以他被引導接受一個十二期的住院療程，希望治療他的性上癮(sexual addiction)。只要有任何嚴重的差錯，他就會被送去坐牢。雖然他知道有這個風險(而且不想被關起來)，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的，但他卻開始勾引療養院的工作人員和他發生性關係。

   

當然，歐夫特被取消了療程，而且隔天就被提交給法院；就在此時，他爆發了劇烈的頭痛，嚴重到他必須去醫院。但是一開始檢查他的神經系統，他就向房間裡的女性提出猥褻的要求，而且公開討論他怕自己會強暴房東太太。

   

因為他有明顯不正當的行為，所以醫生大可判斷他的頭痛只是裝的，真正的目的是想拖延被送進監獄的時間，不過醫生卻安排了腦部掃描。掃描的結果令人難以置信：他們發現了一顆像蛋一樣大的腫瘤，就在前額葉基底部的右邊(right orbitofrontal area)。

   

動手術割除腫瘤後的結果也同樣令人震驚：腫瘤被切除之後，歐夫特對於色情圖片的興趣頓失，而且一下子就完成了他之前一直感到很困難的嗜性者互誡協會(Sexaholics Anonymous)的療程。在七個月之後，他就被准許回家了。

   

歐夫特明顯復原了，但是事情卻還沒有結束。在二OO一年十月，他的頭痛又復發—而且他祕密蒐集色情圖片的行為也又出現了。這兩者是有關聯的嗎？果然，當醫生再次進行腦部掃描時，他們發現那顆腫瘤又長出來了。而且隨著在二OO二年二月進行的第二次手術，那些性方面的異常行為也再度消失了。

   

類似的例子，清楚說明了腦部的問題會對人的行為造成巨大的改變。不過我們必須知道：這麼明顯的例子是很少見的，而且軼事也只能告訴我們這麼多了。在大部分的時候，我們碰到的都是像馬斯特斯這樣的人—他做了某件殘暴不仁的事，不過腦子裡並沒有一顆很大的腫瘤或是破洞。如果要看犯罪者的神經系統狀況，比較好的作法是把許多人的腦部拿來作比較。

   

現有的監禁資料可以告訴我們應該關注的重點有哪些。例如：我們的監獄關了不成比例患有重大精神疾病的人(包括精神變態和反社會人格障礙，這是美國精神病協會(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)的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》(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)裡列出來有相關、但是更廣義的疾病)。精神變態者的特徵，就是你認為被關在牢裡的人都有的特徵：自私、作表面功夫、衝動、不老實、沒有責任感，而且對於其他人漠不關心或沒有同理心。雖然他們頂多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到二，但是在全部坐牢的人裡面，卻占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的多數。腦部受到外傷的證據也赤裸裸地呈現出來：雖然監獄外的一般人只有不到百分之九有這樣的創傷，但是關在牢裏的人，卻有大約百分之六十的人至少受過一次類似的外傷。

   

雖然犯罪神經科學的基礎取向與早期的觀相術很類似，不過比起弗里杰里奧的測耳儀，我們的工具還是進步得多了。電腦斷層攝影(computed tomography，CT)和磁振造影(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，MRI)都可以瞬間了解腦部的構造。你可以想成是為我們的大腦內部照了一張快照：專照大腦內部的拍立得。它們的主要價值在於發現外傷、疾病或是異常。它們可以告訴你：這個人是否有一個像蛋一樣大的腫瘤，或是腦內的某個特定區塊的組織特別少。相反的，功能性磁振造影(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，fMRI)則會告訴我們，腦部的哪一個區域會在某些時間增加較多的含氧血—也就是說，當人們被問到問題，或是看著某些影像(例如成人和兒童的色情圖片)時，哪個地方的神經活動會比較頻繁。這個神經成像的技術讓我們可以了解腦部結構和人類活動(及行為)兩者之間的關係。

   

再說說前額葉皮質區。病理性說謊者、具有高度攻擊性和反社會人格障礙的人，這個區域的灰質都比較少。前額葉皮質區的受損也和暴力行為有關，腦部的這個區域如果血流減少，也會產生犯罪。相關的研究顯示，前額葉皮質區對於控制衝動十分重要，影響一個人是否可以審慎地對長遠的未來作出決定、把享樂向後延遲，和遵守規則。

   

前額葉皮質區機能障礙最奇怪的表現之一，便是如果有人傷到了腦部的這個區域，他或許可以分辨對錯，但是卻無法讓自己的行為符合道德。歐夫特先生的案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：他知道自己的行為是應該受到譴責的，但是他說自己沒有能力控制這些行為。

   

考慮到反社會的行為十分複雜，所以如果說大腦的其他部位也會影響犯罪行為，應該也不讓人驚訝。例如：杏仁核對於約束侵略行為就具有重要的功能。神經科學家認為這個區域對於了解其他人的信仰、意圖、欲望和情緒非常重要。因為它的功能在於察知別人所受到的驚嚇、恐懼和痛苦，防止我們傷害別人，所以如果它的運作出現了問題，一個人出現暴力行為的風險就會增加。我們一直都知道精神病患者有嚴重的同理能力的缺陷—不消說，他們的杏仁核的功能也比大多數人更不完整。

   

雖然我們會將每個部位分開討論，但其實腦的各個部位都是互有相關的，一個以上區域的功能不足，會造成特定的犯罪行為。以戀童癖為例，似乎就出自許多神經系統的缺陷，包括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區的問題，這些地方的問題會干擾一個人如何處理情緒的信號和性方面的刺激。

   

不過，出現異常或機能障礙的位置，會影響一個人犯罪的性質。前額葉皮質區有缺陷的人比較會犯下衝動或被情緒刺激的犯罪(例如：在被嘲笑之後，拿起瓶子打破對方的頭)。另一方面，杏仁核出現異常—不過前額葉皮質區運作正常—的人，則比較會從事經過計算、有針對性、而且不帶情緒的攻擊行為(花幾週的時間蒐集工具和跟蹤某人，最後才殘忍地殺了她、搶走珠寶)。這兩種機能障礙都可能導致最後的謀殺舉動，但是它們的神經系統結構和過程卻是不同的。

   

有些研究者認為這或許可以用來解釋「習得的精神變態」(acquired psychopathy)和「發展的精神變態」(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)兩個相對照的行為—「習得的精神變態」多是因為立即的危險或是挫折而造成的攻擊反應，而「發展的精神變態」所做的攻擊行為，則多半是手段性的，是為了在最後達成完全利己的目的。有習得的精神變態的人是前額葉皮質區受損，讓他們很難管理自己的情緒反應，而有發展的精神變態的人，則是杏仁核的機能異常，所以他們無法正確地處理痛苦的信號。

   

電視劇和電影引導我們把精神變態者想成一個完全的惡魔(例如血腥恐怖片《月光光心慌慌》(Halloween)裡的麥克．邁爾斯(Michael Myers))，或是超級理性的行為者，出於選擇才做出慘無人道的事(例如漢尼拔．萊克特)Hannibal Lecter))[譯註4]，但是科學為他們的行為提供了一個非常不同的解釋：是腦部的異常，使他們缺乏了我們其他人理應擁有的重要工具。我們將在後文討論，其實我們很不願意接受這個生物學上的說法，因為這讓我們對於罪犯的嚴厲對待變得沒有正當性。但是證據就是這麼告訴我們的。只要思考一下是什麼在一開始造成腦部的機能障礙：基因和發展方面的因素—而這幾乎不是受到影響的個人所能夠控制的。反對將犯罪者過分簡化成「犯罪者臉部照片」，這個概念就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。

   

有一些科學家認為人的反社會特徵中，幾乎有一半的變數都可以說是基因問題(而基因是與生俱有的)。事情是平等的，如果你有Y染色體，那麼從事暴力犯罪行為的可能性就高出數倍。精神變態者和有戀童癖的人都有不成比例的多數是男性。但也可能很難把基因的影響和社會因素區別開來：畢竟，男性和女性會有的經歷和受到的期待，本來就是非常不同的。

   

要說明基因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，單胺氧化酶A(enzyme monoamine oxidase A，MAO-A)應該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它可以使某些神經傳遞介質失去活性，而且是由單一基因所決定的。科學家認為如果你擁有這種製造比較少的酶的基因，在二十五歲之前犯下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就是其他人的幾百倍—但前提是你還曾在童年時期受到虐待。

   

一般來說，環境對於我們的腦部如何發展，具有重要的作用，尤其是在懷孕、嬰兒和幼兒時期，對於我們未來是否會犯罪，具有決定性的影響。如果頭部受了傷的確會有影響，不過經驗也同樣會形塑我們，並增加我們將來觸法的可能性。

   

身體在建構一個健康的大腦時，如果發生了某些經驗，可能會使我們缺乏所需的東西。例如：有許多證據顯示胎兒在懷孕期或嬰幼兒時期的營養不足，會導致認知功能障礙。就連微量營養素都很重要：有幾個研究顯示如果微量元素(像是鋅和鐵)不足，會比較有攻擊性。

   

如果暴露在某些有毒的物質中，也會有影響。如果你的母親在懷孕時抽煙，你長大後犯罪的機率是別人的三倍。酒精中毒也有類似的影響。尤其干擾的是那些母親也無法控制的因素：如果你是在某個時期生於某個國家的某個地區，你可能會被曝露在重金屬的環境中，當你每次喝水和呼吸時，都增加了暴力行為的可能性。

   

例如，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，汽油造成的鉛中毒可能是一九六O到九O年代之間暴力犯罪激增的主要原因。背後的理論是一九四O和五O年代的兒童都暴露在汽車排放的鉛塵當中，使得他們的腦容量減少，而且機能異常，尤其是在前額葉皮質區的部分(這個詞又再度出現了，有暴力行為的人通常腦的這個部位都有異常)。因此，在二十年之後，這些高度暴露的人對於控管情緒和衝動的能力比較不足，於是造成了犯罪的結果。

   

其他重要的經驗也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互動。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、朋友和鄰居是什麼人，都會有影響。如果父母一再辱罵小孩或是疏於教養，如果在學校遭到孤立，或是交到行為不良的朋友，都會增加一個人犯罪的可能性。

   

而許多這些風險因子又都有互相加乘的效果：一個過動的十歲孩子，智商不足，又與反社會的單親媽媽住在貧民區，媽媽的管教嚴厲，還會不時虐待小孩—這些都預示了少年犯罪的出現，他在十八歲之前出現暴力犯罪的機率，是另一個只有智商不足的十歲孩子的好幾倍。

   

就算基因和環境讓一個人只有犯罪的低風險，但是處於某個年齡層，會讓機會遽增。我們知道在刑犯的名單中，十幾歲後半和二十幾歲前半的人占不符比例的多數。英國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：十六歲到二十四歲之間的暴力犯罪者，比其他所有年齡的人加起來都還要多。

   

有一種解釋是我們的大腦也會發展，就和我們身體的其他部位一樣，不過卻又比身體的其他部位來得慢。額葉—尤其是掌管判斷、決定和自我管控的部位—或許在人們完全成長到二十幾歲之前，都還不成熟。看著他們的大腦時，你會發現青少年比較不會考量行動的後果。他們快速作決定的結構還不夠成熟，這種結構讓成年人可以不必經過深思熟慮，就能避開可能有危險的犯罪活動。但如果是青少年，有時候會在衡量一件事的風險有多大時就迷失了：我應該把槍從口袋裡掏出來嗎？我應該對著那輛車丟這個瓶子嗎？我應該吸這口毒品嗎？有一個理論認為：一部分的問題在於如果前額葉皮質區的發展速度較慢，杏仁核(負責掌管情緒反應和反應處理)就會發育得過早，讓十幾歲後半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犯罪行為的引誘、被他們的情緒所左右。

   

從進化的觀點來看，青少年大腦的特徵和耗時的發展似乎令人感到不解，不過有些科學家相信青少年大腦最大的特色—追求冒險和嘗鮮—在我們祖先過去的生活中，可能是為了適應環境才發展出來的功能，是為了鼓勵青少年踏進這個世界、發展出新的社會連結、得到寶貴的新經驗，並且在競爭的環境中獲得成功所需要的機會。也許我們一直只想到年輕的心靈要付出的成本—想到酒精和藥物會過量、想到他會發生車禍、鬥毆，和被逮捕—而忘了這對於一個青少年大腦的益處：他會願意去經歷、與新的人相遇、求知若渴、願意感受，而且將知道這世界會提供給他什麼。

   

一個明顯的徵兆是在最近的案子中，大部分的最高法院法官似乎也根據科學證據，接受了少年的心智和成人的心智有著基本的差異。不論是「葛蘭姆訴佛羅里達州案」(Graham v. Florida)—該案宣告若不是犯謀殺罪的少年犯，不得科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—或是「羅珀訴西蒙斯案」(Roper v.Simmons)—該案宣告不得對未滿十八歲的罪犯科處死刑—最高法院都承認，青少年除了比較容易受到同儕和其他外在壓力的影響之外，心理上的發展也較不足，無法有負責任的表現。我們必須把這個新的理解推廣給每個人—不論老少—青少年的大腦功能都會讓他們面對特別的風險。

   

不過，在這場反對把罪犯簡化成「犯罪者臉部照片」的戰役中，讓最高法院和一般大眾相信犯罪通常只是神經系統有缺陷，只是戰役的一半。以往會說，犯罪行為的背後一定藏著可憐的個性或是邪惡的靈魂；如果要消滅這種神話，我們還必須建立一個觀念：即使是那些大腦沒有異常的人，也仍然會受到環境很大的影響，使得他們決定做出違反法律的事。基因、生物學和經驗上的因素使得某些人屬於犯罪的高風險群，但是大部分人的道德認同卻不是堅定不移的。我們所處的特定環境便能夠造成各種差異。

   

同一個豆莢裡的兩顆種子可能長成非常不同的兩棵樹。看看巴爾傑(Bulger)兄弟—詹姆斯(綽號白毛(Whitey))和威廉(被叫作比利(Billy))—就知道了。

   

他們一起在南波士頓(South Boston)長大，是詹姆斯．巴爾傑和琴．巴爾傑(James and Jean Bulger)的六個孩子中的其中兩個。詹姆斯(爸爸)在一場意外中失去了一部分手臂，他一直想找一份安穩的工作，他們一家人住在奧德港(Old Harbor)—這是新英格蘭(New England)的第一棟國民住宅建案。白毛、比利和杰基(Jackie，他們的弟弟)共用一個房間，一直到比利讀高中二年級，家中的女孩們都搬到走廊盡頭的一間房間。雖然這棟建築物裡一直充滿著毒品和絕望，不過奧德港還是一個雙親家庭的社區，貧窮但也努力地生活。巴爾傑一家擁有的不多，但他們是有尊嚴地和家人住在一起。

   

白毛一直留在家鄉，和美世街(Mercer Street)的混混們攪和在一起。他交朋友的對象都是一些蹺課的學生，他們會在一起打架，或做一些更糟的事。白毛在十四歲時第一次因為偷竊而被捕。很快地，他又有了竊盜、偽造、毆打、施暴和武裝搶劫的前科。

   

十四歲對於比利來說也是關鍵的一年：他在那一年決定離開家，到波士頓學院高中(Boston College High School)就讀，而不是和朋友們一起留在南波士頓。當白毛在到處打架、惹麻煩的時候，比利正忙著寫功課，或為了賺自己的學費，而到約翰和瑪麗．卡普(John and Mary Karp)的肉鋪子打工。之後，當比利進入波士頓學院(Boston College)就讀、正式進入學問的世界時，白毛因為搶劫銀行遭到追捕，最後被判了多年的牢獄之災。

   

這對兄弟在各自的路上愈走愈遠之後，各自的方向也漸行漸遠了。

   

比利接著進入法學院、寫了有關法律的論文，這帶他走向從政之路，成為一個具有影響力的政治家：國家的代議士和麻薩諸塞州的參議院議長。他在代議士的職位上致力於兒童虐待的議題，並投入教育和福利的改革等。之後，他又受聘為麻薩諸塞州大學(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)第二十四任校長，而且得到了超過二十個榮譽學位。

   

那白毛呢？他在關了九年之後被放出來，成為波士頓勢力最大的幫派分子—在馬丁．史柯西斯(Martin Scorsese)得到奧斯卡金像獎的電影《無間道風雲》(The Departed)中，傑克．尼克遜(JackNicholson)所飾演的角色，就是受到白毛的啟發。奧薩瑪．賓．拉登(Osama bin Laden)被殺了之後，白毛就一躍成為美國的頭號通緝人物。在當局終於抓到他之後，他因為涉嫌參與十一起謀殺案、販毒、敲詐等罪而被判處兩個無期徒刑，再加上五年有期徒刑。

   

即使如此，我們不應該誇大這個例子：比利—就和其他許多二十世紀的波士頓政治人物一樣—並非毫無爭議，而且他沒有背叛白毛，反而拒絕協助警方逮捕白毛。不過，包庇護短和態度強硬的政治家，還是和殺人犯及毒販大不相同。而且，不論比利對於他這位哥哥有著什麼樣的感情，他在學業方面的努力、專業經驗，和他的日常生活，還是給了他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身分。

   

當然，也有可能白毛和比利的基因差異很大—畢竟，他們並不是同卵雙胞胎，而只是兄弟。也說不定在十幾歲的一次打架中，白毛的腦部受了傷，讓他在衝動控制上出了些問題。但是最合理的解釋，應該只是這對兄弟在各自生命中的重要時刻，碰到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環境。我們周遭的環境常常會造成十分重大的影響，幾乎足以抹煞性格這個因素。

   

想像一個當代的白毛。十六歲的他，臉上戴著面罩，手裡拿著一把槍、藏在夾克裡。要加入黑幫的入會儀式，就是去搶劫一個人—被他選上的那個人正走在他站著的小巷裡，小巷的牆上畫滿了亂七八糟的塗鴉。他做到了，而且在過程中用槍射殺了那個人—三個孩子的爸爸。

   

讀完這段簡短的敘述，我們大部分人已經在腦中勾勒出一個有著前因後果的故事，我們專注於那個男孩有缺陷的人格和他糟糕的選擇。不過，在這場不幸的犯罪中，現場狀況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呢？

   

在開始之前，讓我們先把狀況中的某些因素(一定不會構成原因的因素)排除在外—例如：他所戴的面罩。犯罪者為什麼要戴面罩？一般認為是當壞人想要做壞事時，會套著長襪或是巴拉克拉法帽(balaclava)[譯註5]，來遮住他們的臉，讓他們得以為所欲為—破門竊盜、搶劫、強暴或是謀殺—而不會被認出來或被抓住。那是一個工具，幫人達成他所選擇的結果。

   

這看起來不會有任何爭議，不過研究者最近發現面罩本身就可能是有害行為的源頭。這個實驗是以一群在萬聖節派對中玩遊戲的小學生為對象—研究者先讓他們穿平常的衣服，然後換上萬聖節裝扮，接著再換回平常的衣服。在有「匿名」效果的第二次遊戲中，學生們明顯地比較具有攻擊性，但是在他們拿掉面具進行最後一輪的遊戲時，攻擊性又消失了。真正有影響的似乎是這群孩子的裝扮，而不是他們原有的個性—一項被認為與人類學有關的研究也發現，某些社會的戰士在出征時會戴上面具，或改變他們的外貌，而這些戰士就會非常傾向於殺害或是凌虐他們的戰俘。

   

接下來，研究者決定看看如果有裝扮(匿名)，孩子們會不會真的做出什麼犯罪行為。在實驗中，孩子們到各家去提出「不給糖就搗蛋」的要求，他們進入的人家裡面會有一個碗裡放著糖果，而另一個碗裡則放滿硬幣。開門的人會告訴孩子：每個人都可以有一顆糖果，而如果孩子們發問，就告訴他們硬幣是要捐出去的。

   

如果在這時候，開門的人離開孩子、走到另一個房間去，這群孩子會怎麼做呢？

   

嗯，有許多孩子會把糖果偷走，也會偷錢。有幾組人還把整個碗都拿走。不過有一個有趣的轉折：實驗的某一個設計讓開門的婦女先問孩子們的名字和住處，這群孩子就沒有偷拿東西。面具帶來的匿名效果被破壞了。

   

現在想想現代白毛在犯罪時會用的另一個工具：槍。我們都聽過這個說法：「槍不會殺人；殺人的是人。」[譯註6]就算有些人對於美國全國步槍協會(NRA)極度地不信任和輕視，這個貼在汽車保險桿上的標語還是有一定的道理：畢竟，槍是沒有生命的。它們不可能有能力影響一個人的行為。

   

直到有研究證明它們是可以的。

   

帶著武器可能會讓我們發生改變。在一個研究中，每一位受試者都獲得了一把玩具槍，或是其他非武器類的東西(例如一顆球)，他們要拿著那個東西，同時螢幕上會出現不同人的照片。受試者被告知：如果螢幕上出現的人拿著槍，他們應該趕快用自己手上的東西對準螢幕；而如果螢幕上出現的人拿的是手機、錢包或是鞋子，他們手上的東西應該對著地板。

   

結果令人十分震驚。只是手上有沒有拿著槍，就會影響受試者判斷一個人的危險程度。只要手裡有槍，受試者(比起那些手裡只拿著一些無害東西的人)舉槍瞄準螢幕裡的人的次數就會大幅增加。而且，如果槍只放在實驗室裡明顯可見的地方，不會造成什麼影響；受試者必須拿著它。

   

最好的解釋是：用槍作為指示物(pointer)，會讓人把模糊曖昧的東西也認知為槍，因為認知和計畫行動在腦中是共用同一個過程。如果手裡握著槍，會讓世界看起來更充滿威脅，隨時都可能發生致命的結果。

   

就連周圍的景觀—被噴漆的巷弄、排水溝裡的垃圾、一排廢棄的房子—都可能影響現代白毛的行為。回到一九八O年代早期，喬治．凱林(George L. Kelling)和詹姆士．威爾遜(James Q.Wilson)提出了「破窗效應」理論(“broken windows” theory)，這是指潛在的犯罪者會從環境中獲得線索：「如果建築物的一扇窗戶破了，而且沒有人管它，其他窗戶也很快就會破了……一扇沒有修補的破窗戶是一個信號，表示沒有人會在意，所以就算把其他窗戶打破，也不會怎麼樣。」隨地的垃圾、荒廢的建築物和燒壞的汽車也會鼓勵犯罪行為嗎？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，我們認為這只是隨便說說，不過，最近的實驗研究開始支持凱林和威爾遜的想法。

   

在一組實驗中，荷蘭的研究者發現在一個真實的社區裡，只要製造出一點非常輕微(但是人們看得到的)的脫序，就會改變人們的行為。如果出現更多塗鴉，就會明顯地有比較多人偷五歐元的紙幣(如果可以看到它附在一封被塞進郵筒的信裡)。當實驗者違法地把腳踏車鎖起來(而且大家都可以看到)，就會有超過三倍的人擅自進入一個明顯標示「禁止進入」的區域。

   

一個比較正面的發現是：城市中的綠色空間可能會有相反的效果。犯罪不會潛藏在灌木叢裡。的確，在費城—我的家鄉，最近的研究發現有樹、灌木林和草地的地方，犯罪會比較少，尤其是搶劫和施暴。

   

就算我們同意背景會成為某個事件的原因，我們還是很難相信，只因為現場的某些因素，就會讓一個人犯下非常凶殘的行為—例如殺害一個人。不過事實上，心理學上最有名的一系列實驗的結論，都幾乎可以證明這件事。這系列的實驗只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：多少比例的人會只因為另一個人在考試時答錯了答案，就對他施以可能致命的電擊？

   

雖然邏輯告訴我們，只有殘酷成性的虐待狂才會按下電擊按鈕，但是斯坦利．米爾格拉姆(Stanley Milgram)卻發現：如果實驗者指示他們這麼做，有百分之六十三的實驗對象都會持續對對方施以電擊，直到上限四百五十伏特。更有趣的是，只要米爾格拉姆改變環境中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，就可以讓服從這個指令的比例在百分之零和九十二．五之間變動。受試者有先看到前兩位受試者都拒絕接受指令嗎？如果有的話，服從度會陡然急降。要受試者繼續進行實驗的指令，是出自一位穿著灰色實驗室大褂的科學家、還是非專業的行政人員呢？如果是科學家的話，絕大多數受試者都會服從。實驗是在耶魯大學、還是在康乃狄克州布里奇波特(Bridgeport)的一個私人機構裡進行呢？如果是在布里奇波特的實驗室，會施以電擊的人數就低得多。

   

我們都想要相信殘酷的罪行一定是由凶殘的人做的—這些人和我們根本不是同一類人。但其實不是這樣的。漢娜．鄂蘭(Hannah Arendt)把邪惡描述成「平庸」的言論十分著名，它背後也受到心理學的支持。鄂蘭為《紐約客》(New Yorker)採訪並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．艾希曼(AdolfEichmann)的審判，但在觀察整個審判程序時，讓她印象最深刻的，卻是艾希曼看起來是如何地普通。在她眼前的這個人做了極端駭人聽聞的事—負責執行所謂的「最終解決方案」(Final Solution)[譯註7]—但是他看起來卻完全不像個魔鬼。雖然後續的研究顯示，艾希曼是個比他裝出來的更激烈百倍的劊子手，不過鄂蘭這個更一般性的短評還是流傳了下來。

 

我們大概很難接受這句話背後的含意：我們都有可能做出傷害別人的事，我們都可能是罪犯。不過這對於我們自尊的威脅，事實上還要嚴重得多。承認科學的結果，就表示我們失去了重要的掩護。如果當場的情況對於攻擊行為扮演著這麼決定性的角色，我們便不能夠再自稱為局外的旁觀者了。如果我們決定不對武器加以管制，如果我們選擇離開日益衰敗的周邊社區，或是削減婦女、嬰兒和兒童的營養方案，如果我們讓貧民區的青年沒有太多選擇、只好加入幫派，我們便和最後發生的犯罪脫不了關係。

   

所以，如果說駁斥罪犯們有著「犯罪者臉部照片」這個概念，會有什麼最重要的影響，那就是除去了橫立在我們和那些被我們關起來的人之間的界線。這並不容易，但是對於一個正義的法律體系而言，卻是不可或缺的—我們將在本書的結尾時回到這個主題。如果我們評斷一個人有比別人高得多的犯罪可能性，是因為他的基因不好，或是因為腦袋被打過，這讓我們比較容易對犯錯的人感到同情、比較容易原諒他們、幫助(而不是傷害)他們。而如果我們知道是環境的力量讓我們都可能犯下可怕的罪行，我們就突然有理由改變環境，以確保沒有人會誤入歧途。

   

去除了「犯罪者臉部照片」的想法，我們在看法蘭克．馬斯特斯、約翰．鮑威爾、阿利克．埃文．麥格雷戈和威廉．約翰斯頓的相片時，就會用不同的眼光。嫌犯臉部特寫的真實照片將不再是我們感興趣和好奇的對象。我們會看到它們真正的本質：對於我們未完成工作的提醒。

 

 

【延伸閱讀】

＃妞書僮

＃不平等的審判

 

 

好書不寂寞～

妞書僮來推薦一下這本像精彩的犯罪推理短篇小說集，但書中情節卻都是真人真事的書。

讓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，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...（啊嘶～註解好多喔～離題）

 

 

本文摘自《不平等的審判》

出版社：臉譜出版

作者：Adam Benforado

譯者：堯家寧